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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商改时代”,东莞如何保持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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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省委改革办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商事制度改革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在“省内实施商改最好的三个地级市”互评中,东莞获得15票名列全省第一。

2012年起,东莞等四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商改。商改“1.0时代”开启,东莞通过“先照后证”和注册资本认缴等开创性改革,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革实施至今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

2014年,进入商改“2.0时代”后,东莞在全国首创集群注册、“住所信息+负面清单”登记管理等改革。今年以来,全市25岁以下的年轻创业者同比增长超过六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

眼下,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改革红利被稀释,东莞在“后商改时代”如何继续保持先发优势,营造更具竞争力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目前,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信息化协同监管正在展开,升级版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即将上线,东莞正依托“互联网+”继续往纵深方向推进商改。

策划/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郭文君

“90后”创业梦想照进现实

8月18日,在递交申请3天后,张淦洪拿到了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今年24岁的张淦洪大学毕业才一年,在东莞理工学院上学时,他就和两位同学尝试了网上农产品销售。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张淦洪成立了哔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营环保、益智、健康类玩具。

7月1日,刚从广东医学院毕业的刘伟东就成立了叮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8月3日拿到营业执照后,已经承接了几个中大型活动的策划推广。去年8月,东莞在全国首创了新业态企业集群注册改革,解决了一些创业者和新业态企业无固定办公场所的办照难题。刘伟东便将公司托管给位于南城的东莞市蚁巢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不必再另外租用办公地点,每年仅需1千元的托管费用,还能享受到孵化器开展的培训、金融创投等服务。

2014年,得益于东莞商事制度的注册资本认缴改革,还在广东科技学院就读的林哲浩和7名同学以“零资本”注册了电子商务公司,为网店提供托管服务。2015年,林哲浩以每年2千元费用委托其他公司进行地址托管,在宿舍“零租金”办公,省下了每年至少几万元的办公室租金费用。如今,他的公司每月营利额已达到20多万元。

在校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缺少资金和创业经验,高昂的创业成本令他们望而却步。集群注册、注册资本认缴等改革的红利释放,使得张淦洪、刘伟东、林哲浩这样的“90后”的创业梦想加速照进现实。

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东莞新登记25岁及以下创业者的市场主体达12199户,同比增长66%。

位于松山湖的全国首家托管公司“清研联华集群注册托管公司”于2014年4月成立,通过集群注册模式,在50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内为1000多户企业提供地址托管服务。公司营销总监汤伟伦介绍,其中五至六成企业都是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与全国高校联盟、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成功地孵化了一批创业团队。在他看来,电商、文化创意这类企业对场地的要求不高,而且多数规模偏小,集群注册改革可以降低创业成本,帮助这些新兴业态更好地成长发展。

自去年8月份全市推开此项改革以来,东莞累计成立集群注册托管公司438户,累计登记集群企业8316户,覆盖互联网、科技、企业管理、资本投资、专业设计等各种新的业态。

今年,借鉴香港电子“注册易”方式,东莞开发了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系统,在全国设立了首个现代化网上审批中心,经营者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工商登记。得益于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与商事制度其他改革形成的叠加效应,出现了其他地区创业团队在东莞注册公司这一新趋势,带来了全新的人才、技术、项目以及理念。

在清研联华的引入下,重庆知名电商大龙网将其跨境业务落户在松山湖。另一个互联网APP开发团队通过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远在南京就通过网络完成了企业在东莞的注册,随后将项目引进东莞。

在蚁巢公司的进门处,展示着创意衣架、定位设备等一批创意小发明产品。负责人黄德玉介绍,只要有投资人对这些产品感兴趣,发明者在几天内就可以在东莞完成公司注册,进行业务洽谈和产业化。来自台湾的自拍机器人项目,由蚁巢孵化后,正在东莞落地投产。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东莞共有企业29.3万户,比改革前翻了近一番。改革前,东莞每天诞生69位老板,如今每天诞生205位。

倒逼政府治理方式转变

位于松山湖的盛元中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厂区内,机器正在加足马力生产各种营养健康保健品。董事长邱远生说,去年5月,公司将地址从南城变更到松山湖,几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随后一边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一边装修、购买设备、洽谈订单、招工等。短短4个月后,企业实现了快速投产。去年年底两个月的生产期,企业就实现了2千多万元的销售额,并取得盈利。

邱远生从事食品生产行业多年,他说在其他城市要办这样一家公司最少也要一年,身边一些朋友花了2年时间还没办下来。“创办的最初半年时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如果经营几个月没订单,资金耗尽只能关门。”邱远生感慨地说,“商改前必须先取得许可证才能办营业执照,现在实行 先照后证 ,企业在投产时已经手握订单,底气足了很多。”

商改对东莞的意义,不仅停留简化企业注册手续的措施上,这些措施需要得到多个部门的协作,意味着部门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2012年12月以来,东莞先后出台四批审改目录,取消审批事项314项,转移审批事项65项,下放基层管理审批事项188项。

由暨南大学课题组开展的东莞市商事制度改革第三方评估,对企业的调查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前,企业成立并开展经营业务,平均需要获得2.45个行政许可证;而商事制度改革之后,企业平均只需要办理1.3个行政许可证,即可开业经营。在改革之前,有超过48%的企业至少需要获得3个及以上的行政许可证,才能开展经营业务;改革之后,无需其他行政许可证的企业数超过四成,近六成企业只需要办理1个行政许可证。

除了“砍掉”密集的行政审批事项,商改还再造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流程。

每天一早,东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虎门分局药械股副股长刘倩怡都要登录东莞市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查看系统推送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通过电话或现场核实督促企业办理相关的许可执照。“系统规定办结时限是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首次反馈,各职能部门的办事进程在系统上一目了然,我们也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刘倩怡说,“我们以前是 等人敲门 办许可,现在变成 出门找人 办许可。”

邱远生计算,去年盛元中天办理食品生产、流通以及卫生许可证的时间,比改革前缩短了一半。他说,之前总觉得政府部门进门难、办事难,关关卡卡很多,这次感觉变化很大。“食品行业办证的要求虽然更严格了,但药监部门效率提升,办事流程更顺畅,也为企业降低了时间消耗。”

暨南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贤彬认为,东莞商事制度改革达到了简政放权、明确责权的目的,改变了以往一些部门存在的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的问题,解决了一些机构的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等弊端,有效地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建立起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东莞市工商局副调研员张志云说,商事制度改革的初衷正是为了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顶层设计重划政府的权力边界。他认为,即使商改推进到今天,发放执照后办理许可证的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互联网+”背景下的监管探索

李洁玲是虎门市场监管综合协管中心一名协管员。8月30日,她和平时一样,从虎门市场监管综合协管中心威远协管站出发,前往南面、北面和武沙山三个社区,采集新开办经营主体的信息,核实住所(经营场所)、实际经营情况是不是与登记信息一致,是否存在无证照经营等情况。一天下来,李洁玲最多要跑10多家市场主体。

2014年9月,虎门镇依托原先的镇税务协管中心人马,新成立了镇市场监管综合协管中心,下设7个监管站,覆盖全镇30个社区。协管中心多数员工都像李洁玲一样,工作时间超过10年,对辖区情况和市场主体非常了解。

东莞的商事制度改革在推进前端便利化登记的同时,也同步探索“先照后证”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目前,全市共组建基层市场协管队伍524支,协管队员人数达3018人。

在东莞的33个镇街(园区)中,有1/3采取了虎门模式,整合税务协管力量建立市场协管系统,承担市场主体信息核查、协助部门开展后续监管等职责。虎门镇经信局副局长陈先礼认为,这一模式其实是弥补市场主体数量和行政部门人手严重倒挂而采取的特殊办法。

去年9月1日,东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发的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上线。工商部门核准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之后,市场主体的基本登记资料、电子地图定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在半小时内同步至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按经营范围关键字横向推送至后续监管部门,按登记地址纵向推送至镇街。部门、镇街接收信息后,在规定时限内开展许可及监管,并反馈到系统。系统上线一年来,共推送市场主体信息25万余条,收到反馈42万余条。

厚街镇将此系统与镇内的网格化综合监管系统对接,把商改后续监管纳入地方社会服务管理改革工作,还探索了信息化移动监管。在厚街镇珊美社区,综管员方明基打开装有“巡城马”软件的手机,用软件的二维码“扫一扫”功能,在手机上就能查看商铺的名称、地址、证照,以及业主的信用信息、是否进行年报等情况,轻轻松松实现巡检。工商部门在镇级的综网平台上也可以实时查看信息。

监管结果最终如何转化为企业信用的体现?张志云表示,接下来商改重点将放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上。同样依托“互联网+”,东莞市工商局开发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工商部门的登记注册信息为基础,整合税务、质监、食药监、公安等45个部门1400万条企业信用信息,全方位展示企业的信用情况。接下来,东莞市将以政府立规形式,出台《东莞市企业信息公示和约束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企业信用公示清单和信用约束管理清单,为守信企业开设绿色办事窗口,对失信企业采取联合惩戒,初步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环境。

今年,东莞开展了社会服务管理“智网工程”建设,涉及消防安全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77项事项被列入目录。“智网工程”以网格化为基础,整合公共服务管理资源,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志云认为,目前信用体制建设仍存在难点,与智网对接后,有望形成更好的工作机制。

王贤彬认为,在事中事后监管上,由单个部门监管向多部门协同监管转变,由审批监管向信用监管转变,由撒网式巡查监管向信息化精准监管转变,形成时间、空间、人员上的“乘数效应”,才能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发挥最大效能。